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今日表示，目前中国国内的资本监管面临严峻挑战。

王兆星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上撰文描述了中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资本难题。

王兆星称，中国国内商业银行为支持经济增长需保持较高增速，将消耗大量资本。

他还指出，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以及法律法规不配套，商业银行筹集资本渠道单一，持续地满足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绝非易事。

王兆星没有明确说明监管部门将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只笼统表示，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必须统筹考虑规模和结构、速度和质量、内部资本积累和外部资本筹集的关系，确保资本能够充分覆盖风险，并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在2009年将大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上调至11%，将中小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上调至10%。

除强调资本监管的重要性外，王兆星还强调需要强化监管流动性风险。不过他没有说明中国是否考虑强制要求银行满足流动性监管量化标准。

以下为王兆星金融时报专稿全文

把握银行监管改革趋势 推动银行业科学发展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了现行金融监管框架的缺陷，为改进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契机。巴塞尔委员会作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机构，正在对银行监管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2009年2月和9月，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公布了银行监管改革的总体战略和框架性文件，2009年12月发布了《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征求意见稿)，标志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就银行监管改革达成重要共识。按照G20领导人匹兹堡峰会的声明，2012年底各成员国开始实施新的银行监管制度。虽然我国银行体系经受住了本轮金融危机的考验，表现出较强抗风险能力，但这并不表明我国银行监管完美无瑕。认真总结国际银行监管改革的经验和良好做法，对于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银行体系为实体经济对冲风险和配置资源的核心功能具有重要启示。

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统筹兼顾

长期以来，银行监管当局主要关注单个银行的稳健性，防止和避免单家银行因经营不慎和过度承担风险而倒闭，通过增强单个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实现银行体系稳定。这场危机表明，单个银行稳定只是银行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银行监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具备宏观视野，应同时关注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是金融体系内生的，是金融机构“集体行动”的结果。本轮银行监管制度改革对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提高系统性风险较大业务的资本要求，一方面增强单个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遏制银行盲目参与高风险业务的动机，降低系统性风险。第二，强化系统重要性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降低“太大不宜倒”带来的道德风险。由于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巨大、关联性高、业务复杂以及可替代性差，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和失败直接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在研究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一揽子监管安排，包括施加严格的资本、流动性要求，限制其规模、业务范围和复杂性等事前措施，以及完善危机处置框架、降低风险传染性等事后安排。第三、建立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缓解银行体系的亲周期效应。反周期资本监管的框架设计基于这样一个经验事实：信用风险产生于信贷快速扩张时期，但显现于经济衰退时期;但按照现行的资本监管方法，经济上行期资本要求下降，经济衰退期资本要求却上升，扩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

宏观审慎监管扩宽银行监管的视野，同时对监管当局提出了新挑战。近年来，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在探索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一是审慎推进银行业金融创新，防止盲目参与高风险业务。二是有序推进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对大型银行进入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领域提出非常严格的准入标准，并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安排，防止不同性质的风险传染。三是尝试性地采用动态资本、动态拨备实施反周期监管。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信贷运行的变化趋势，2009年将拨备覆盖率从100%分阶段提高到150%，在8%最低资本要求基础上，对中小银行和大型银行分别提出了10%和11%的资本充足率控制目标。四是严格控制信贷资金进入高波动性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防止跨市场风险传染。今后一段时期，监管部门将坚持事前预防性监管和事后补偿性监管相结合，完善微观监管工具，并关注系统性风险，建立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宏观审慎监管安排，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对接和有机配合。

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同等重要

流动性和资本是银行应对外部冲击的两道防线，两者相互补充，共同维护银行持续经营。在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资本监管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而流动性监管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尚未建立流动性监管国际标准。本次金融危机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资产的可交易性上升，流动性风险向清偿力风险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与资本都是维护银行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必须同时强化监管。

从资本监管的角度来看，本次危机表明现行资本监管制度存在一些重要缺陷：(1)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狭窄，未能有效捕捉银行面临的一些新型风险和交叉风险;(2)资本工具的创新降低了资本工具吸收损失的能力。(3)大规模的监管套利弱化了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效应，导致银行体系杠杆率不断积累。(4)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未能充分反映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周期性变化扩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5)现行监管资本要求过低，导致资本无法覆盖危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决定全面改革现行资本监管制度：一是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大幅度提高交易业务、资产证券化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要求。二是改进资本定义，提升资本工具吸收风险的能力，包括简化资本结构、严格资本扣除项目，确立普通股的主导地位等。三是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控制银行资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弥补风险资本比例的不足。四是探索建立反周期资本监管要求和对大型复杂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实现。五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监管当局高度重视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持续提高，平均资本充足率由2003年底的-2.98%上升到2009年底的11.4%;监管资本质量也优于国际同业，核心资本净额占总资本比例超过了80%。强健的资本基础提高了国内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并为支持国内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国内资本监管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为支持经济增长银行需保持较高的信贷增速，将消耗大量的资本。二是受制于国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以及法律法规的不配套，商业银行筹集资本渠道单一，持续地满足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决非易事。因此，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必须统筹考虑规模和结构、速度和质量、内部资本积累和外部资本筹集的关系，确保资本能够充分覆盖风险，并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危机暴露出欧美大型银行过度依赖批发型融资来源的内在脆弱性。危机之前全球金融市场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金融交易技术的创新，增强了资本市场活力，银行融资流动性和资产流动性同时扩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依赖性增强。当市场流动性出现脆弱信号时，一些金融机构不能继续从市场上获取流动性，被迫变卖资产，压低了资产价格，导致资产减计，并诱使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资产倾销，使得市场流动性急剧萎缩，最终酿成流动性和清偿力双重危机。《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两个流动性监管量化标准：一是流动性覆盖率，衡量短期压力情景下的单个银行应对流动性中断的能力;二是净稳定融资比率，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推动银行使用稳定资金来源为其业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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